1940年9月22日，秋風送爽，中大代理校長許崇清先生帶領著師生們，從云南澄江出發，踏上一段跨越滇、黔、桂、湘、粵五省的漫長旅程。他們穿越了數千里的山河，歷經風霜，終于在10月16日抵達粵北小鎮坪石，開始了他們為期四年多的抗戰與學習生涯。

粵北山區的冬天，寒風刺人，溫度接近冰點，到處有冰掛。由于房屋的保暖性能不佳，學生們主要依靠棉襖來抵御寒冷。為防止敵機轟炸，學校加強各種防空措施，將山頂一個圓壁碉堡改成報警臺，和坪石的情報中心保持著頻繁的溝通。一旦報警臺在樹干上掛起一只大竹籃，各學院的觀察點便迅速響應，師生們看到，迅速轉移到防空洞，以躲避空襲。

當年在坪石堅持教學與做學問的專家教授們，被親切地稱為“坪石先生”。那么，“坪石先生”又有誰呢？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嚇一跳。除了中國圖書館奠基人之一杜定友外，有《資本論》譯者王亞南，有中共創始人之一、哲學家李達，有一生為統戰工作作出貢獻、到晚年才公開中共黨員身份的“傳奇隱杰”梅龔彬，有被譽為“中國核能之父”的盧鶴紱，有地理學大師吳尚時，有《音樂大家馬思聰，還有百科全書式學者朱謙之、名滿天下的抗日歌曲《杜鵑花》詞作者黃友棣、中國現代高等數學教育開創者黃際遇、中國現代稻作科學主要奠基人丁穎和五四著名女作家、古詩詞專家馮沅君等。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很長。除了專職老師，中大還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來校講學，如陳寅恪主講魏晉南北朝史，楊東莼講演《中國文化史》，鄭德鴻教授作《薄鈑理論之最近發展》等，不勝枚舉。

在那烽火連天的歲月里，中山大學的“坪石先生”們，如何在逆境中堅守學術的燈塔？戰火紛飛，教材匱乏，他們僅憑記憶和零星的資料備課。課堂里，只有黑板上的提綱，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聽講，手中的筆飛快地記錄著每一句話，每一個概念。夜幕降臨，菜油燈下，學生們沉浸在自習的海洋中，微弱的燈光映照著他們專注的面龐。為了提升教學質量，每個星期一，學院都會舉行學術專題報告，這是知識的盛宴，是思想的碰撞。歷史學系更是獨樹一幟，他們與自然科學者攜手，設立了中國科學史獎金，以發揚中國固有的科學技術。

在國難當頭的時期，盡管條件艱苦，但“坪石先生”們并沒有放棄，他們因陋就簡，因地制宜，堅持教學和科研，深入偏遠地區進行田野調查，收集豐富的人文科學、自然科學資料。這些田野調查和野外考察的成果，成為學生們撰寫高質量論文的基石。“坪石先生”們的智慧和汗水，孕育了一篇又一篇的學術佳作。據統計，新中國成立后，從坪石走出的學人中有10位走進了中南海。在1954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，他們中的一些人，如馬思聰、李達、林礪儒等，參與第一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的投票。他們不僅是學者，更是國家的棟梁，許多人后來成為大學校長、院士，引領著學術界的發展。

1941年7月，一個炎熱的夏天，因抗戰局勢緊張，重慶的生活難以為繼，著名音樂家馬思聰夫婦決定南下香港謀生，途經韶關。當時的韶關是廣東省的戰時省會，聚集了不少文化藝術名流。馬思聰夫婦在韶關市區逗留了兩周，舉辦了十幾場小提琴演奏會，為支援抗戰募集資金。

離開韶關后，他們來到香港。誰知半年后，風云突變，香港淪陷，馬思聰夫婦只好回到內地，接受了國立中山大學的聘書，于1942年9月18日抵達粵北坪石。馬思聰被聘為中山大學師范學院不分系教授，夫人王慕理則被聘為不分系講師。在坪石期間，除了堅持教學和音樂創作外，馬思聰還經常在坪石、韶關市區舉行義演，繼續為抗戰籌款。

“馬思聰先生，我們是中央黨報的記者，聽說您在韶關舉辦籌款義演很成功，專程從重慶過來采訪。”幾位記者圍住剛在韶關市區舉辦完義演的馬思聰問道，“您能否和我們一起到重慶，也為我們的記者俱樂部舉辦一場籌款義演呢？”

“對不起記者先生，韶關是戰區，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，我才通過義演，盡自己的微薄之力，而重慶現在是大后方。我認為，你們的要求，其實是在敲韶關人民和難民們的竹杠，恕馬某不能答應，我還得回去上課。”馬思聰的當面拒絕，讓記者們面面相覷。

與馬思聰同時到達坪石的，還有文化進步人士許幸之，他是電影《風云兒女》的導演。那首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就出自《風云兒女》。他被中大師范學院聘為不分學系教授，還兼任中山大學劇社編導委員。

許幸之多才多藝，人稱文學美術戲劇“三棲教授”。在坪石，許幸之的創作異常豐富，僅在1943年春季，他就接連創作三幕話劇《櫻花夫人》、五六首長詩、幾十首短詩，為抗戰鼓與呼。

陽春三月，山崗上開滿杜鵑花。師范學院副教授、作曲家黃友棣一大早來敲許幸之的門，說他在學生刊物上，偶然看到文學院學生蕪軍寫的一首叫《杜鵑花》的小詩，感覺清新感人，一時間靈感迸發，昨晚徹夜難眠，在油燈下奮筆疾書，一口呵成，譜成了曲，現試唱給您聽聽，看感覺如何？不等許幸之回話，他便開始打著拍子唱起來：

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。杜鵑花開在小溪畔多美麗，啊，像村家的小姑娘，像村家的小姑娘

去年村家小姑娘，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。摘枝杜鵑花插在頭發上，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向小溪畔，杜鵑花謝了又開呀

記起了戰場上的情郎，摘下一枝血紅的杜鵑，遙向著烽火的天邊。哥哥，你打勝仗回來，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，不再插在自已的頭發上。

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，杜鵑花開在小溪畔。多美麗啊，像村家的小姑娘， 像村家的小姑娘。

許幸之聽畢，連聲叫好。看著黃友棣充滿激情的演唱，他不禁想到當年聶耳在他面前修改《義勇軍進行曲》的情景。幾乎是在一夜之間，《杜鵑花》傳遍校園，傳遍廣東，傳遍大江南北，成為抗戰名曲，點燃無數青年的救國熱忱。

中師劇團在坪石成為最活躍的藝術團體，每當學校有重大活動，他們的演出總是最吸引人的節目。從1942年末至1944年5月，在許幸之等教授的指導下，中師劇團和合唱團在中大禮堂、師院禮堂和坪石時代劇院等地，公演了《一片愛國心》《大地回春》《半斤八兩》《心防》等話劇。1944年元旦，中師劇團在坪石時代劇院公演許幸之導演的名劇《寄生草》，觀眾們爭先恐后地涌入劇院，場面之熱鬧，門限幾乎被擠破。

在中大的校園里，許幸之欣喜地與左聯時期的老友重逢。這些老友中，有才華橫溢的戲劇家洪深，還有詩人穆木天和彭慧夫婦等。

洪深是1941年3月，受中大許崇清校長邀請，前來坪石任教的。《國立中山大學校報》是如此介紹的：“洪深先生為海之名，劇作家、前曾在本校任教，嗣以抗戰軍興，辭職從事政訓工作。許校長長校后，即敦聘洪氏為奉校文學院英文系主任。業經洪氏來函應聘。”

在中山大學，師生們對洪深的到來充滿期待。對洪深來說，除了戲劇理論教學，最拿手的，莫過于導演話劇。他因而被聘為全校學生戲劇教育訓練的名譽戲劇導師，參與了多項文藝戲劇活動。從聯名發表《中國文化界致蘇聯科學院會員書》，到慰問和支持抵抗德國法西斯侵略的蘇聯戲劇電影界，再到廣東戲劇界舉行的歡迎大會，洪深的身影無處不在。在洪深、許幸之等的悉心指導下，校園里的戲劇氛圍變得異常濃厚。

1942年2月，洪深決定和田漢、歐陽予倩和夏衍合作，共同創作一部以香港淪陷為背景的新戲《再會吧，香港》，反映抗戰期間愛國僑胞在香港的艱苦斗爭。3月7日，《再會吧，香港》在桂林首演，上座率極高，三周的戲票一搶而空。

誰知首演當天，此戲就被當局要求停演。洪深心有不甘，從桂林回到坪石后，將《再會吧，香港》改名為《風雨歸舟》，親自為中師劇團導演此劇。演出獲得好評。洪深興奮之余，還將中山大學演出《風雨歸舟》的上演稅寄田漢。

是年6月22日，洪深與其他文藝界人士在《新華日報》上聯名發表致斯大林的信，表達了對中國抗戰的支持。

1938年10月，日軍在大亞灣的突然登陸，讓中山大學的師生們不得不倉促西遷。1939年1月15日，中大地理系主任吳尚時發揮自己專長，在香港《星島日報》發表《廣東西北江之形勢》一文，文中分析了依托粵北山地抗戰的軍事意義，描繪了中國軍隊在粵北的英勇，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戰士們的無限敬意。“這些鎮守粵北的勇士們，是真正的英雄，他們足以讓敵人望而卻步。”

1942年春，廣東省政府撥款12萬元委托中大地理系編繪廣東省地圖。吳尚時覺得此事關乎抗戰，義不容辭。“這是我們為國家盡的一份力。”吳尚時立即組織中大地理系師生，采用現代西方測量和制圖技術，集中地理系師生的力量，僅用15個月時間，就提前完成編制廣東省政治經濟掛圖和分縣地圖冊。這部圖件成為廣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項制圖工程。該圖件準備付印的消息傳出后，“各方紛紛函電預約，遠及青(海)、甘(肅)、新(疆)各省”。

1944年夏，日敵侵擾粵漢鐵路，坪石告急。吳尚時攜家眷與弟子們逃難，途中吳夫人產下小兒超羽。在逃難的路上，他們歷經艱辛，白天躲進山頭草叢中，入夜睡在豬圈牛欄里。一次，超羽大哭，幾乎被日本兵發現，吳尚時急中生智，用棉被緊壓在小兒身上……好在日本兵片刻離去，小兒才免于窒息而死。逃難群眾被這位溫文爾雅的父親的驚人之舉所感動，紛紛流下熱淚。

就是在此艱苦危險的環境下，吳尚時仍繼續從事考察與翻譯工作。《南嶺何在》《華南弧》《仁化縣地形》，以及馬東男《自然地理學·氣候篇》即在此鄉下完成。

中大文學院朱謙之教授自稱書齋型學者，卻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挺身而出。當“九一八事變”的炮聲震撼著中華大地，他深刻地意識到，要救中國，必須從根本上著手文化復興。“文化，是民族的靈魂，是復興的關鍵。”朱謙之在廣州的一次演講中，聲音鏗鏘有力。他提出了“南方文化運動”，強調南方文化的本質是民族的無產階級文化，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文化。

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，中山大學成立了御侮救亡會，朱謙之擔任了文學院第三團團長。每當日本人的轟炸來臨，他總是堅守在學校，即使周圍的房屋倒塌，他也毫不動搖。對于日本人的殘暴，朱謙之是有親身經歷的：“在無論如何轟炸的情形之下，只要學校上課，我是一定在的。1938年五六月間廣州大轟炸，我所住的前后左右，房屋倒塌不少，殺傷人的數目，更慘不忍睹。”

廣州淪陷后，朱謙之隨學校來到坪石，擔任文學院院長，那里的艱苦環境并沒有打敗他。文學院的師生們在教學之余，還得提防日機的來襲。每當警報響起，朱謙之總是背上他的書稿，那是他最寶貴的財富。“朱院長，您怎么只帶書稿？”有學生好奇地問。“這些書稿，是我的靈魂，是我的生命。”朱謙之微笑著回答。

雖然有戰火威脅，1944年12月8日，朱謙之還是給學生主講了《現代史學思潮十講》《文化類型學十講》等，堅持上好“最后一課”。

坪石的經歷，讓朱謙之印象深刻。他曾以一首律詩，表達其諸多感受，這也是坪石先生們的共同感受：“中年粵北講臺開，戰地春風桃李栽。坪石嶺前歌劇鬧，桂林洞里警鐘哀。誨人不倦吾滋愧，抗敵圖存志不灰。封豕長蛇終殄滅，夜深猶盼捷書來。”

1944年冬，戰爭的陰籠罩了粵北的小鎮坪石。日軍為了打通粵漢線，向這片寧靜的土地發起猛烈的進攻。1945年1月13日，日軍的前鋒已經逼近坪石。工作人員急匆匆地找到中大圖書館長杜定友：“杜館，這是最后一趟開往曲江的火車了，再不走就真的來不及了！”他們手忙腳亂地將書箱搬上了火車，但火車到達樂昌縣城時卻停了下來，因為曲江也面臨著淪陷的威脅。

杜定友心急如焚，急忙尋找挑夫搬運圖書，費盡周折找到了12個挑夫，但還沒走多遠，這些挑夫就被國軍截走當壯丁，書箱被無情地拋棄在路邊。面對無人運送圖書的困境，杜定友感到無助。他曾將個人著作的稿件分裝在四只箱子里，本可以找人幫忙搬運，但想到圖書館的圖書無人搶救時，怎能只顧自己的書稿？他只好將自己的書箱與圖書館的書一起封存，黯然離去。在離開的路上，他欲哭無淚，悲憤地寫下：“四次遷徙五萬卷，頂風冒雨備辛艱；樂昌淪陷落魔掌，國破圕亡心茫然。三十年來一場空，無圖無書又無館；空余館長白紗帽，孑然孤影徒悲傷。”

隨后，學校動員杜定友隨校本部東遷梅縣。但杜定友，這位“無圖無書又無館”的館長，怎能空手而去？他的心始終牽掛著那些圖書，他不肯東遷，堅守在仁化，希望能有機會再次搶救那些珍貴的圖書。 8月中下旬，日寇投降后，杜定友重回樂昌與坪石，尋找那些封存的藏書，大部份圖書均幸保存，唯獨其個人多年積稿散失殆盡。他痛心疾首地回憶：

“1945年1月17號。坪石告急。倉皇萬狀。走樂昌，敵繼至。奔石塘，旋失陷。退厚里，跟敵僅五里。再退仁化，蟄居赤石徑。凡八閏月，衣食不繼，艱辛備嘗。三十年來，積稿盈尺，化為灰燼。人生計劃，粉碎無遺。每一念及，痛不欲生。”

與此同時，一支日軍突出隊突然出現在栗源堡一帶，農學院奉令緊急疏散。

農學院院長丁穎教授沉著將實驗室種子就地轉移，蔣英教授則將植物標本藏到十多公里外的坪游山村，躲過一劫。抗戰勝利后，這些珍貴的種子和標本被安全運回廣州中大石牌本部，成為農學院寶貴的教學和科研資源。

1月21日，日軍的鐵蹄踏碎坪石的寧靜。為逃避鬼子兵的追殺，鄭海柱副教授的夫人羅秀貞，抱著年幼的女兒，縱身跳下懸崖。而工學院建筑工程系的衛梓松教授，因病留在新村，最終落入敵手。日軍試圖利用他的聲望，逼迫他出任維持會長，但衛教授寧死不屈，于3月3日，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，以死明志，壯烈殉國。

衛梓松教授，這位廣東臺山的兒子，北京大學土木系的畢業生，京奉鐵路的工程師，曾在國立清華大學、東北大學、中山大學留下足跡的學者，他的一生，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典范，他的《實用平面測量法》至今仍被后人傳頌。

1945年初，在冰雪紛飛中，日軍攻陷曲江城，原中大代理校長許崇清冒著嚴寒，撤到連縣三江鎮。

此時，中山大學一分為三，其中一部分師生由總務長何春帆帶領，由坪石突圍到連縣，設立分教處，鄧植儀任分教處主任，其本部、文學院、理學院、工學院、師范學院在三江鎮，農學院在東陂、西岸，醫學院在縣城內。到連縣的中大教授包括梅龔彬、鄧植儀、盛成、周郁文、葉述武、鄒儀新、岑麒祥、張葆恒等。他們聽說許崇清也在連縣，便登門拜訪，聘老校長為教授。許崇清欣然應允，主要上兩門課，分別是哲學概論和教育哲學。

就這樣，在抗日戰爭最為艱難的時刻，許崇清與中山大學的命運再次緊密相連。在那個簡樸的臨時住所里，他以床板充當書桌，為那些逃離戰火的學生們傳授知識。連縣，這個曾經安寧的地方，如今成了被敵軍包圍的孤島，每一天都籠罩在淪陷的陰影之下。

所幸，日軍的氣焰已不再囂張，他們的攻勢如同強弩之末。8月9日的清晨，許崇清接到了一個激動人心的電話，電話那頭傳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：“蘇聯宣布對日宣戰，紅軍正向東北挺進。”六天后，收音機里傳出了震撼人心的宣告——日本無條件投降。

那一夜，三江鎮成了歡樂的海洋。炮竹聲、鳴槍聲和人們的歡呼聲交織在一起，響徹夜空。許崇清，平日里儒雅的學者，此刻也忍不住“老夫聊發少年狂”，他和師生們一起走上街頭，與當地群眾共享這勝利的喜悅，狂歡直至深夜。

（摘自王心鋼、林磊、王瑾瑜著的《小坪石大先生——抗日烽火里的中大先生們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