標題
標題
內容
西籬 | 善與美的批評倫理及其價值旨歸——讀黃俊怡《善意與美的闡釋》
更新時間:2025-11-11 作者:西籬來源:羊城晚報?羊城派
黃俊怡作為一位從粵西鄉土走向現代都市的寫作者與批評者,其文學路徑始終伴隨著對自我、傳統與現代性的深刻思考。他的文學評論集《善意與美的闡釋》收入對當下較為活躍的近50位詩人、作家、評論家作品的解讀和分析,是他批評理念與精神追求的智慧結晶。其獨特的書名,已然昭示了一種在當代文學批評場域中略顯溫柔的立場。在充斥著解構、祛魅、話語權力分析的時代,“善意”與“美”似乎等同于天真。然而,通覽全書便會發現,黃俊怡的批評實踐并非簡單的懷舊或退守,而是構建了一種以“善意”為倫理基石、以“美”為美學旨歸、以“闡釋”為方法路徑的,極具建設性與人文溫度的批評范式,對當下文學批評生態具有建設性的貢獻與啟示。
一、 批評的倫理基石:“善意”作為一種批評哲學
“善意”是黃俊怡批評思想中最核心,也最具標識性的概念。它并非一種廉價的褒揚或無原則的寬容,而是源于其承續了自孔子“詩可以興,可以觀,可以群,可以怨”至錢谷融先生“文學是人學”的中國現代人文主義批評傳統,堅信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終極關懷在于人的精神世界、情感體驗與生存困境。文學歸根結底是“人學”,批評亦然。
在《善意與美的闡釋》的自序中,黃俊怡說:“以‘善意與美’的文學思想融入文本解讀中,是我投入文本闡釋的一次實踐。” 在這個實踐中,他的出發點是善,是試圖去理解文字背后的作家的全部精神世界,是相信每一位真誠的寫作者都渴望通過美的形式與世界對話。
這種“理解之同情”的態度,直接呼應了陳寅恪所倡導的“對于古人之學說,應具了解之同情,方可下筆”的治學精神。能將史學方法移用于文學批評,就能懸置自身的價值預設并強調批評主體,就能深入文本肌理與創作語境,去體會作者的“用心”與“苦心”。例如,他分析鄭小瓊的詩歌,在眾多批評家沉醉于鄭小瓊詩歌中鐵的冷、痛和沉重時,他卻發現她的一些詩歌,于現代性中蘊含古韻,在深沉中有靜觀,并接近于禪的意境。
這種“善意”的批評哲學,構建了批評家與作者、文本之間平等對話的“橋梁”,呼應了美國當代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的觀點,強調文學作為一個“鏡”與“燈”的結合體,既有反映現實的功能,更有照亮人心、表現內在世界的作用。因此,批評的“善意”體現在對文學本身自律性的尊重,以及對創作者藝術探索勇氣的珍視上。
二、 批評的美學旨歸:“美”作為價值衡鑒的核心
與“善意”相輔相成的,是黃俊怡對“美”的執著追求與堅定捍衛。在工具理性盛行、消費文化至上的今天,“美”作為一個批評標準似乎已變得模糊不清。然而,在《善意與美的闡釋》中,“美”重新回到了批評視野的中心,成為黃俊怡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重要尺度。
他所言的“美”,并非唯美主義那種空洞、浮華的形式主義,而是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后所煥發出的整體光輝。它既包含情感的深度、思想的銳度,也涵蓋語言的精度、結構的巧度。他評論何述強的散文,在解讀《時間之野》時發現“書中蘊含浩茫古樸的意境”,贊嘆其通過外在“物象”凸顯出內在“靜”的力量,“靜”與“本心”的內質共同構成了他倡導的傳統精神價值的“美”。同時,黃俊怡的“美”也具有現代性的維度,所以他能在韋佐的詩歌中捕捉到顯與藏、石頭的堅硬與風的柔軟等二元對立意象。
值得強調的是,黃俊怡的批評理念并非簡單的道德主義或唯美主義,而是建立在對文學本質與批評功能的深刻理解之上。他的善意源于對文學創作艱辛的感同身受,他的美學追求則根植于對文學精神價值的堅定信念。這種對美的執著,不僅體現為一種審美判斷,也是一種精神認同與價值追尋。這種批評理念使他的文字既具有情感的溫暖,又不失思想的深度。
這種對“美”的堅守,使得黃俊怡的批評文字本身也成為一種美的創造。他的評論文章,邏輯清晰而沉穩大氣,分析透徹而情感豐沛,具有學術性與文學性的恰當融合,實踐了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中所追求的“境界”說——批評文字也應有其自身的“境界”。
三、 批評的方法路徑:“闡釋”作為細讀與對話的藝術
在方法論層面,黃俊怡的實踐可以概括為“深度融合的細讀法”。他摒棄了那種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切割中國文本的“強制闡釋”弊病,倡導一種以文本細讀為基礎,融匯中西、貫通古今的闡釋策略。
首先,是精細入微的文本內部研究。黃俊怡深得英美新批評派“細讀”方法的精髓,在分析林馥娜、黃金明、郭懷寬等詩人的作品時,他能夠從一個看似平常的詞語、一個反復出現的意象入手,揭示出文本深層的意蘊與張力,更將其置于詩人們整體的創作生涯與時代精神背景下,闡發出其更為宏大的象征意義。這種細讀,不是孤立的,而是始終聯系著語境,聯系著包括上下文、創作背景、文學傳統等的“語境化細讀”。
其次,是開放包容的跨文化視野。黃俊怡的批評資源是多元的。他既能嫻熟運用中國古典文論中的“意境”“氣韻”“虛實”等概念來品評當代作品,賦予古典理論以當代活力,也能借鑒西方從亞里士多德《詩學》到巴赫金的“對話理論”,再到接受美學的“讀者反應”理論。并在這些理論運用中尋找到最能切中文本肯綮的支點,體現了一種文化自信與批評的主體性。
最后,始終在場的“對話”意識,成為闡釋特色。我知道黃俊怡其實和很多批評對象并不熟,也沒打過交道。但他將分析作品的過程變為多維度的對話過程:與文本對話、與作者對話、與文學傳統對話,也與潛在的讀者對話。這種品讀、交流、商榷的姿態,消解了批評家的權威形象,營造了一種開放、平等的探討氛圍。他終究是受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“闡釋學”思想的影響,認為理解本質上是一種“視域融合”。批評家進入作品時,帶著由自身的學識、經驗、審美趣味組合的“前理解”,與文本的“視域”相遇、碰撞、融合,從而生發出新的、創造性的意義。因此,他的《善意與美的闡釋》,其標題本身就可以解讀為:通過秉持“善意”的“闡釋”活動,使文本中內蘊的“美”得以彰顯、豐富和流傳。
四、思想體系的支撐:出入世之間的精神底色
要深入理解黃俊怡的文學批評,必須將其置于他整體的思想體系與精神追求中考察。我曾經大量閱讀他的散文,并在我的文章《一個人內心里曠日持久的戰爭》中揭示他內心的戰爭——在入世與出世、現實與理想、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掙扎與超越。
這種精神掙扎直接塑造了他的批評品格。在我看來,他身處時代前沿、與時代并肩向前,常常獨來獨往,但那些簡單勃發的情緒、成功的欲求、名利的攫取等讓這個時代煩躁不安的東西,似乎也未曾撼動過他,他有清晰的認知和價值的堅守。這種精神定力使他的批評能夠超越時流,保持獨立的判斷。
佛學思想為他的批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。他的散文集引述《華嚴經》的偈頌“猶如蓮花不著水”,體現了對蓮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品格的向往。這部書所記載的,其實是他內心的革命史。曠日持久,這場戰爭的指向,終是要如蓮花高潔出塵,如日月光明流轉,不被外界的紛擾所染,不因世俗的喧囂而停滯,面對各種誘惑而不迷失自己。
這種精神追求在《善意與美的闡釋》中轉化為批評的品格——不隨波逐流,不趨炎附勢,始終保持對文學本質的堅守。正如他在散文《修道者》中所寫:“當別人對你的眼光還停留在昨日,你已不再回應,你在紙上淡淡地寫下三個字:修道者。”這里的“修道者”,正是他對批評家身份的自我定位——在浮躁的時代里保持精神的清醒與獨立。
無疑,在當下的批評語境中,黃俊怡的《善意與美的闡釋》提供了一種珍貴的“建設性”向度。在解構主義浪潮過后,文學批評在完成了其“破”的使命后,迫切需要思考如何“立”。在我看來,批評不僅可以是發現問題的“診斷學”,也可以是滋養創作的“詩學”。黃俊怡的批評實踐,他的思想、理念與方法,共同構筑了一個以人文關懷為精神內核、以審美感受為評價中心、以深度闡釋為方法特征的批評體系。這個體系,需要扎實的文本功底、寬廣的理論視野和溫潤而堅定的價值立場支撐。抵制虛無與工具理性,重新將文學拉回到對人性的探索與對美的創造的軌道上來,值得俊怡和所有批評家不懈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