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謂的“外賣員詩人”王計兵寫道：“送外賣的生活是苦的/是日子里喝下的藥/毫無疑問，我的詩/就是藥后吃下的那顆糖。”他給這首詩起名叫《我的詩》。我讀到時心里一動，無數辛勞的人，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準確而生動地寫下自己的感受，這不就是我理解的文學嗎？

我們究竟為什么要寫詩？說得更寬泛一點，我們為什么要寫作？文學的根本意義究竟是什么？我們常常談論文學的“功能”：啟蒙、教化、記錄時代、傳遞價值觀等等，這些固然重要，但我總覺得我們還是站在文學的窗外在談文學。

文學應該是一種實踐，是一種召喚，引導更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，能夠有能力去追求美、創造美。

這是一個科技極為發達的時代，AI就是卓越的代表，已經深入到我們文化生產的腹部。很多傳統人士對AI的觀念我不敢茍同，他們覺得文學加入AI就毀了文學。他們太小看文學了，什么是文學到現在都沒有答案，這就是因為文學不是外在的什么，它就是生命本身。AI本身只是一個工具，它帶來了審美的平權，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守護住最重要的東西——經驗、審美以及思想與夢想。那種生命主體毫無參與，任AI生成的劣質品自然不在討論之列。

我看王計兵的訪談，他坦言自己用AI輔助寫作，他在勞動間隙，把自己的感悟輸入到對話框里，AI幫他整理語句，他再修改……這就是技術時代的新大眾寫作——不是為了創造偉大的經典，而首先為了表達自我，塑造自我的存在體驗。如果沒有王計兵這個人，只靠AI，它永遠寫不出這樣的詩。為什么？因為AI沒有體驗過在43℃的電動車座墊上坐上八小時的炙烤，也沒有在夏日的城市里頂著烈日送過外賣。那種肉身與世界長時間接觸的灼熱感，那種疲憊到麻木卻又必須保持清醒的狀態，AI是無法真正模擬的。AI只能在文字上輔助，而靈魂是人的。這就是每個人生命的獨特“刻度”。

這個“刻度”變得愈發珍貴。當機器能夠替我們完成大部分重復性勞動時，人反而需要更清晰地認識到：我的痛感究竟是什么樣的？我的歡喜又是什么質地的？我所看到的那片云，與別人眼中的有何不同？

因此，現在興起的新大眾文藝，不同于是曾經的文化普及運動——當年好多人都不識字；我們今天要做的，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時代在一個人人都受過較好教育的時代，幫助每個人找到自己生命獨特的“刻度”，并用語言將其保存下來。許多人對文學的理解還停留在好詞好句的階段，但那只是文學的皮相，真正的好文學是建構生活和生命的精神結構。

作為一個長期寫作者，我真誠相信：真正的幸福社會，應當是讓閑暇流向審美。

等到AI真的能夠替代大部分重復性勞動，社會整體都比較富足，人類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閑暇時間，我們將如何度過？想象一下，打工者下班后，愿意花三個小時去琢磨一首詩；工程師拿到年終獎時，第一反應是報名一個寫作班，寫科普散文，乃至科幻小說；政府的文化預算里，有專門用于支持社區文學大賽的款項。這聽起來或許有些“不切實際”，但這正是馬克思所描繪的“人的自由全面發展”。自由并非無所事事，而是能夠為了美本身去做一件事，而無需追問“這有什么用”。只有當財富流向詩意，人們才能真正從焦慮中解脫出來。

我們一定也需要改變文化評價的標準，不再僅僅關注傳播量和閱讀量——這在很多時候利用了人性的弱點，而是要重視自我的體驗，慢慢去體驗世界、體驗自我的存在。要讓“寫得好”成為一種日常的榮譽。就像體育比賽有金牌一樣，寫作也應該在社區和單位層面得到認可，人們在寫完一首好詩后，能獲得同事們真心的贊賞，而不是說寫詩是在浪費時間。

說到底，文明的底色是創造與審美的并存。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“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”，以及“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，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”被納入“十五五”規劃建議，作為“扎實推進文化強國建設”的頂層目標，這為我們指明了方向。全會強調“大力繁榮文化事業”，明確把“文學藝術”列為精品創作重點，要求“提升文化原創能力，培育規模宏大、結構合理、銳意創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隊伍”，同時“廣泛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，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”，這恰恰是精品文學與新大眾文藝雙輪驅動的戰略。因此，我也不覺得新大眾文藝會取代我所寫的那種純文學，我跟他們當中的很多作者有交流，他們會跟我請教問題，我也會向他們學習，他們給予我的經驗，會支撐我寫出我的邊界之外的作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重新感到不僅是文學在回歸生活，更是借助文學，我們得以跨越隔膜，重新深刻地理解彼此。

文藝絕不是一種奢侈品，而是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。因為人終究要回答一個問題：在技術解放了我們的雙手之后，我們還能用什么來確認自己是“人”？這涉及到馬克思關于勞動的本質——勞動是人改造世界和實現自身價值的方式。我們社會的終極目標，是讓勞動成為自由自覺的活動，實現“按需分配”和“人的自由全面發展”。這種自由，尤其體現在未來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，是人們能夠投入到“無目的的審美活動”中，去創造和體驗“美本身”，從而實現人的最高價值——“詩意的棲居”。